枪毙员季涛的时候我在甘肃省会宁县地毯厂当织毯工，那是1974年左右。员季涛是个高大壮硕的汉子，长方形的脸盘，淡黄的皮肤，一头浓密的黑发。要不说他是反革命，应该是年轻姑娘们眼中的白马王子。行刑之前，员季涛和另一个叫路正明的杀人犯被押上一辆解放牌卡车，沿会宁城的大街游行示众。我在路边看见的时候，他的头被两个武警死死地压在车斗边沿，完全是一幅低头认罪的样子。据说拉到河沟枪毙的时候，他已经被压得断了气，枪毙的只是个死身子。我去看了他的尸体，仰面躺在砂砾上，面色惨白，白花花的脑浆和血水流了一地。看完后我翻肠倒肚，血液倒流，好几天吃不下饭，满目所见都失去了颜色，换成了无穷无尽的死白。
员季涛犯的是反革命罪。据说他说过共产党的坏话，还散发过反动传单。就因为这些就将一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定为死罪，受尽虐待之后再叫脑袋开花，可见罪之严重。但我着实不知道什么是革命，当然不知道什么是反革命了。“革命”这个词从上小学的时候就有老师教了，但到高中毕业还不知其所以然。到现在拿到了博士学位，过了不惑之年，却还是懵懵懂懂。小时候从字面上理解，这“革命”就是把人的命革了。要人的命怎么是好事？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对“革命”的理解上了一层楼：毛主席要我们做的事是革命，谁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。到了成年之后，这才将“革命”理解成剧烈的变革，也不知道对不对。如果是对的话，这反革命就是反对剧烈的变革。这变革有变好的，有变坏的。反对变坏有什么不好？何至于死罪？
“四人帮”当权的时候，把意识形态极端化和教条化。那时候的“反革命”罪其实和秦桧的“莫须有”罪等同。他们对谁不满意，尽管将“反革命”的帽子扣在那人的头上，就可名正言顺地将那人不明不白的弄死，而且还能让广大人民群众觉得那人该死，死有余辜。那员季涛的事要是出在民主自由国家或者现今的中国，他本人不仅不会死，而且连根汗毛都不会伤着。老百姓尽管可以对政府的政策和政府领导人说三道四，尽管可以散发传单，发表演讲，宣泄自己的不满，尽管可以形成组织，游行示威，等等，只要你不触犯法律。
现在想起来员季涛死得冤，充当了那个疯狂时代的炮灰。大部分人的命运不能够自己控制，而是像一片树叶，随波逐流，任凭命运的摆布。有时碰巧被推到了风口浪尖，那就有可能被摔得粉身碎骨，没有后悔的余地。如果你福大命大造化大，没有被摔碎，你可能从此一举成名，功成名就。你我在波谷深埋的芸芸众生，无惊无险，当然无名，但可苟且偷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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